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与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贸易增长最快、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并且由此带来了巨大规模的贸易盈余。在中国的贸易迅猛增长的同时，也开始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以从内外经济两个角度来加以分析：从外部经济来看，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家之一，贸易摩擦持续增加；从内部经济来看，中国地区间的差距因为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而持续扩大，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的增长落差也呈现日益扩大之势。面对这样的发展态势，国内外要求中国改变现行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重新检讨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与政策就显得极为必要了。

　　基于中国内需不足的事实，在过去较长的时间里，中国一直采取了出口导向的贸易战略和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在实施这样的贸易战略与贸易政策中，中国又受到企业国际竞争力过于弱小的制约，于是不得不选择引进跨国公司、发展加工贸易的做法。因为采取了这样的做法，中国就可以通过一种国际化的组合来达到增加出口、增加就业、实现经济增长之目标。这种国际化的组合就是：跨国公司的企业竞争优势与国际品牌加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与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再加国际市场与自然资源，从而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经济增长空间。

　　中国借助于国际化而实现的贸易与经济增长，自然会打破原有的均衡，于是就会在国内外同时产生各种如上所述的结构性矛盾与冲突。从国际来看，伴随着中国商品大量出口而来的是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中国遭受越来越频繁的贸易制裁；从国内的情况看，由贸易带动的经济增长显著地扩大了地区间与部门间的差距，并且因为国内金融体系发展与改革的严重滞后，无法处理因为巨额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收入而产生了本币巨大的升值压力。面对这样一些问题，要求中国调整贸易发展战略和贸易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进行怎样的调整才能有效地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并确保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呢？为此我们先要把中国贸易和经济增长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原因逐一加以分析，否则我们就将很难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法。
　　
　　即使没有中国出口企业蓄意压价造成的倾销，也会发生因为市场非对称性以及供给过剩而造成倾销行为。
　　
　　我们先来分析导致中国与国际社会贸易摩擦不断增加的原因所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造成了世界贸易总量的增加，而且也导致了可贸易商品种类的增加，这意味着中国的加入既有利于国际贸易的深化，也有利于国际贸易的边界进一步扩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可以给全世界带来经济福利的。假如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家都可以按照比较利益的定律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那么中国将会因为市场扩大而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收入来源，而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所有发达国家则可通过提升它们的产业结构，将这些要素投向具有更高收益的部门来获取因为国际分工重组所产生的比较利益。

　　这样一种双赢的分工与贸易行为为什么会导致中国贸易伙伴国的不满呢？因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发达国家的这种产业重组遇到了障碍；第二，是中国的倾销加剧了发达国家重组成本。

　　我们的分析暗含这样的假定，即当中国加入国际分工而引起的发达国家的结构重组是没有成本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当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动要素密集产业的产品大规模输入发达国家的市场，从而引起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重组时，由于原先在劳动要素密集产业就业的劳动者的工资成本较高，但又不具备从事高技术等级产业的生产活动，于是就会产生高工资低技术劳动难以实现部门转移的问题。这种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而产生的重组成本，就将迫使发达国家中那些因为贸易而可能被中国所取代的产业领域的劳动者采取政治行动来谋求本国政府的保护，从而引起与中国的贸易摩擦。

　　那么，中国又为何要在对外贸易中采取倾销的方法呢？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由于市场成熟，对商品的需求是比较确定的，而对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市场不够成熟，所以需求是不确定的，市场的不确定就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结果一个同样生产成本的商品，在市场不确定的发展中国家里反而要卖得比较贵些，而在发达成熟市场国家里却要卖得便宜一些。中国恰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在中国走上对外开放的道路以后，面对国内不确定的市场，企业就会选择较高的定价来达到边际成本定价的均衡，反之，企业在出口贸易时倒会去选择一个相对较低的价格来达到边际成本定价的均衡，从而出现了所谓的“倾销”。再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发现，当国际市场的需求不仅确定、而且还保持相对稳定，而中国企业的迅速发展导致其供给总量持续增长时，那么因为中国出口产品的供给过剩，就有可能使得原先的“倾销”行为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由此可见，即使没有中国出口企业蓄意压价造成的倾销，也会发生我们以上所说的因为市场非对称性以及供给过剩而造成的倾销行为。毫无疑问，不管倾销是怎样发生的，倾销本身总是不受欢迎的，结果，当中国的贸易超常规发展时，就很容易引起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贸易摩擦，并因此引起了对于中国出口贸易的各种形式的制裁。


　　当贸易部门因为生产率的提高而导致工资上升时，一定会外溢到非贸易部门而导致该部门名义工资的同步上升。这样的市场调整机制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存在，原因就在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阻碍了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
　

　　我们现在再来讨论中国贸易的内部冲击效应。中国贸易的内部冲击效应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这样两个效应的产生也会使得过快的贸易增长为国民所不能接受。

　　贸易为何会扩大地区之间的差距？最新的贸易理论告诉我们，这是由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带来的。贸易会产生冰川（运输）成本，由于冰川成本的存在，所以当一个国家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时，在贸易引力的作用下，产业活动就会在贸易（冰川）成本最低的区域规模集聚。毫无疑问，在国际贸易中，海运的成本始终是最低的，所以经济开放的结果是，人口和产业通常总是会在一个国家的沿海地区大规模地集聚起来，从而造成沿海地区的富有和内陆地区相对的贫困。中国的沿海地区在东部，而中西部地区则为交通（贸易）条件较差的内陆，因此，当1979年中国决定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时，就注定了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一定会扩大，其原因就在于东部沿海有贸易机会，而中西部内陆地区普遍缺乏贸易机会。考虑到世界市场之大和中国内陆地区因为经济发展落后而导致的本地市场规模过小的现实，这样的差距在短期内不仅不会趋于缩小，反而会呈现出继续扩大之势。结果，由于对外开放和发展对外贸易而造成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倒过来成为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的障碍。

　　贸易在扩大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之外，还造成了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即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工资收入都要高于非贸易部门。贸易部门的生产率高于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并不难以理解，因为贸易部门面对的是来之于国际的竞争，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处在贸易部门的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战胜竞争对手，获取发展空间。但是，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收入差距之扩大原本是可以缩小的，因为根据“萨缪尔逊-巴拉沙”效应，只要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当贸易部门因为生产率的提高而导致工资上升时，一定会外溢到非贸易部门而导致该部门名义工资的同步上升，否则就会因为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工资失衡，而引起劳动力在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间的流动，达到新的均衡。然而这样的市场调整机制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存在，原因就在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阻碍了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与发达工业化国家不同的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决定因素不仅在于劳动者的技能（禀赋）差异，而且也与劳动力市场的各种制度性障碍相关，比如劳动力不能自由迁徙，而这又是与社会保障体系未能覆盖整个社会高度相关的。

　　

　　对外广泛结盟，对内鼓励人口自由流动。通过采取这样的方法，就可以避免中国的产品集中出口到少数几个国家带来的贸易摩擦，也可以避免经济增长的成果只被少数人享受而造成的失衡。

面对以上这些问题，中国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才是可取的呢？

　　1、坚定不移地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战略

　　中国必须坚持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战略，因为贸易自由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总是有利的。

　　第一，从公元2000年起，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即上个世纪90年代以技术竞争为主的世界经济增长结构，自2000年高科技产业创新渐趋枯竭、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暴跌以来，已经转变成为以成本竞争为主的竞争结构，在这样增长结构下，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要比那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更加具有竞争优势，因此，选择自由化贸易发展战略对于依靠成本竞争为主的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总是有利可图的。

　　第二，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选择贸易自由化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增加贸易品的范围，不仅可以充分发掘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比较优势，而且还会因为可供贸易商品种类的增加而改善其贸易条件。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当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能增加可供贸易的商品种类时，纯粹贸易量的增加会产生贸易条件恶化的效应，因为出口商品的价格会因为供给过剩而趋于下降。但是，在可供贸易商品的种类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由于每种可供贸易的产品数量都是有限的，就不会再发生出口商品供给过剩和价格下降的贸易条件恶化效应。

　　第三，为了尽可能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好处，鼓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关键所在，因为中国的比较利益源于廉价劳动。为此需要作以下的努力：更少的户籍管制，以便减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更好的信息发布，以便降低劳动者寻找职业时的搜寻成本；更多的职业培训，以便保证劳动者可以在不同部门之间自由地转换工作；更好地控制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以便能够大幅地降低乡村劳动者进入城市的门槛。

　　2、紧紧抓住美欧主要市场的贸易发展战略

　　中国的对外贸易仍然要紧紧抓住美国与欧洲这样的世界主要市场作为自己的目标市场。因为，美国与欧洲市场是世界上最为成熟的市场，不仅需求稳定，而且交易成本也非常之低；这些国家对于进口产品的标准就相对较高，从而有利于提升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与档次；当中国产品大规模进入这些成熟市场时，当然也会遭遇到这些国家反倾销之类的贸易保护政策的抵制，但是，这并不是中国应当从这些市场退出的理由，反而是给予中国出口企业的一个宝贵的“干中学”的机会，因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行为可以帮助中国的企业更好地转变经营模式。

　　3、积极参与产品内分工的贸易发展战略

　　中国与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禀赋相差甚远，基于禀赋差异的产业间贸易虽然可以带来比较利益，却难以获得“干中学”效应，因为产业间贸易会使禀赋差异的国家事实上处于分离均衡状态，大大地降低发达国家技术的外溢效应和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效应。为了尽可能地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学习效应，同时又可充分实现中国的比较竞争优势，积极参与国际产品内贸易是理性的选择。

　　产品内贸易得以发展的原因在于：第一，中间品与零部件的标准化发展使得中间品逐步地变成为产品价值链中的独立产品，这种变化使得中间品迅速地由不可贸易变成可贸易的商品；第二，交易成本的下降也大大地促进了全球中间品贸易与产业内分工的发展，导致交易成本下降的主要推动力是全球贸易体制的改革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全球贸易体制改革降低了市场准入成本，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则大大地降低了贸易的物流与信息成本。由于有了中间品贸易，不同禀赋的国家便可借助于中间品贸易而被组合到某种商品的、以价值链分工为基础的国际化生产体系中去，其结果是过去那种完全基于禀赋差异的产业间分工便演进成为产品内分工。

　　产品内贸易提供了中国经由中间品贸易向中间品生产和高端价值链生产领域推进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内的成功经验已经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

　　4、尽快推进差别产品竞争的贸易发展战略

　　在中国开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一个常见的现象是：中国企业的溢价能力较低，并且常常因为过低的溢价能力而被贸易伙伴国指责为倾销。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大致上是由以下一些因素造成的：第一，中国的企业大都处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中，没有市场寡头垄断的能力；第二，中国企业之所以大多处在竞争市场中，主要是由其生产的产品可替代程度高造成的，因为产品的可替代性高，竞争激烈，所以其溢价能力也就较低。

　　较低的溢价能力大大恶化了中国的贸易条件，以致中国虽然通过贸易获得了比较利益，但是贸易所得的分配对于中国并不非常有利。为了提高中国的贸易所得，尽可能地提高中国的福利水平，选择差别化的贸易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差别化的贸易发展战略，就是选择生产差异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来改善贸易条件，增进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经济福利。基于同质产品贸易是竞争性的，而差异产品是互补性的原理，中国选择差异产品的贸易发展战略，不仅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而且可以大大减少中国产品被反倾销的风险。考虑到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的客观事实，今天的中国再想继续过去的同质产品规模生产的贸易模式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对于大国来说贸易条件是内生的，在贸易条件为内生的情况下，中国任何同质产品的价格都将会伴随着其供给数量的增加而趋于下降。

　　为了实现从同质产品生产到差别产品生产的转型，关键的支持要素是：第一，放弃政府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如违背市场发展原理的产业政策），让企业和企业家来选择参与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与种类；第二，为了保证企业和企业家的选择是正确的，就必须同时改革现行的企业制度，因为改革企业制度可以强化企业的产权与银行约束，迫使企业和企业家根据国际竞争的现实情况找到自己最佳的生存空间与盈利模式；第三，从动态演进的角度讲，政府的功能就是发展教育、创建国家创新平台，为企业实施差别化的国际竞争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与技术支持。

　　5、主动推行广泛结盟的贸易发展战略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世界多边自由化贸易体系中的一员，中国作为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大国参加全球多边自由化贸易体系是获益匪浅的。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上与发达工业化国家处于非对称状态，从而可以获得巨大的贸易机会；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与世界其他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可以藉此而获取较大的国际市场份额。正是因为有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成本竞争优势和作为大国的规模经济优势，中国加入WTO以后，贸易和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随着中国贸易与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参与全球多边自由化贸易体系的好处已经被充分吸收，在现行的多边自由化贸易体系下，中国的贸易发展似乎已经到了临界点，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发达国家对中国频频展开的反倾销攻势和日益高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在既定的自由化贸易体系中的发展空间已经不多了。

　　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就应当在遵守WTO准则的前提下，进一步去开拓更多的发展空间，其方法就是去缔结更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自由化贸易协定相比，双边自由化贸易协定的谈判成本要低得多，并且往往是更加具有针对性。多边自由化贸易协定的关注焦点是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而双边自由化贸易协定的关注焦点必定是那些直接影响到两国间贸易发展的相关障碍，它可以大到更进一步的关税减免和非关税壁垒的拆除，它也可以小到提供入境便利和特别通关等这样有利于降低贸易成本的自由化协定。

　　中国的贸易发展正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这样的挑战，中国在制定今后贸易发展的战略时，需要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是：从外界来讲，就是如何让世界接受中国；从内部社会来讲，就是如何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进而分享中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成果。解决这样两个问题的基本方法就是：对外广泛结盟，对内鼓励人口自由流动。通过采取这样的方法，就可以避免中国的产品集中出口到少数几个国家带来的贸易摩擦，也可以避免经济增长的成果只被少数人享受而造成的失衡。